我叫薛玉泉，１９４８年出生在辽宁大连，父亲是军人，是母亲受苦受累把我带大。解放后全家在烟台团聚，我参加了工作，并到北京钢铁学院接受高等教育。２８岁就成了省冶金工业厅的副厅长，是当时省内最年轻的副厅级于部。１９９７年５月任山东省黄金工业局局长。党和政府这么信任我，重用我，我却辜负了党的信任。１９９２年４月至２０００年２月间，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２３８次收受或索取８３名个人及单位的钱物，总价值１９６万余元。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日，还挪用公款４００万元，用于成立私有企业注册验资。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３日，我以受贿、虚报注册资本罪，被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儿子准备出国，正在家中复习外语。一个朋友找上门来，说注册个公司吧，反正你儿子现在也没事干。注册公司需要注册资金，１２月１日，我指示黄金公司原财务部部长李某将本单位的４００万元划入新公司的验资账户。接着，我到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就读到了新《刑法》，知道了这是犯罪，但大错已经铸成。不久李某因其他事发，这件事也就暴露出来。至今我还记得接受第一笔贿金时的情景。那是１９９２年，我要出国到瑞典考察，有人送了我１０００美元。开始我还有些警惕，但觉得这不过是礼尚往来，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我的犯罪给党和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党培育了我这么多年，我却败坏了党的形象，给党抹了黑。我对不起单位。黄金公司当时准备上市，前期已做了大量工作，排在前几位，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公司的发展就能注入新的动力。正因为我的锒铛入狱，上市之事被搁置，至今仍无希望。我更对不起我的家庭。７６岁的老父亲革命一辈子，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成了人民的罪人。老两口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双双住进医院。家属本来是单位的中层干部，也受牵连，被取保候审。２７岁的儿子已谈了好几年的对象准备结婚了，也因此事告吹，至今还没有个正式工作。我现在整日为他担心，千万不要走上歧路啊

　　对个人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我曾经算过我犯罪的“成本账”：我今年５５岁，被捕时５１岁多一点，至少还可以再干１０年。当时的月工资是５０００元，家属的工资是２０００多元，儿子也有１０００多元的收入。全家人的收入加起来，一个月就有近万元，一年至少就是１０万元。１０年呢﹖１００多万元。那还是当时的工资标准。就按现在的工资递增幅度看，１０年收入２００万元应该没问题，和收受的贿赂差不多。这又是何苦呢﹖何况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外，还有国家提供的方便，如公务用车、出国考察等，真正是得不偿失啊腐败这条路不能走啊

　　政治上的堕落是我犯罪的重要根源。平时总觉得很忙，没有时间学习。政治上的堕落导致了世界观、人生观的变化。在黄金公司老总的位置上经常出国，看到国外花花绿绿的世界，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其次是思想上的特权意识导致了道德的衰退。总想着自己是个厅级干部，比较成功了，到今天也不容易，再说领导多吃点多占点不是很正常的吗﹖这种特权思想让自己的心灵扭曲了。不管是下去检查工作还是业务往来，吃喝玩乐，自己哪掏过一分钱﹖还觉得是理所当然，忘记了自己是一名人民公仆，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自己服务。还有就是比较严重的侥幸心理。收受别人的贿赂时就想反正是你知我知，你我不说，谁也不知道。再说现在都这样，怎么就单单会查到我呢﹖就是有点风吹草动上面也会有人罩着，怕什么呢﹖就是这种侥幸心理让我有恃无恐。

　　事实证明，再严密再硬的关系网在法律面前都是软弱无力、不堪一击的。要说关系网，我在厅级干部的位置上呆了２０年，老领导老上级老同事老朋友多的是，但一旦出了事，谁也救不了你。刚进检察院的时候，我想我就是咬紧牙不说，你还能把我怎么样﹖但我不说，有人说，事实摆在那，你不承认有什么用﹖要问我恨不恨检察院、检察官﹖说实话，开始时是有很强的抵触心理，十分憎恨检察院。为什么检察院单盯着我不放﹖为什么法律单单和我过不去﹖后来在检察官的教育说服下，我明白了，不是法律和我过不去，是我和法律过不去；不是检察院和我过不去，是我和党、和人民过不去。说真心话，我现在不但不恨检察院，还十分感谢检察院。我算了一笔账，我在任黄金公司总经理的８年１０个月里，平均每天受贿是６００元。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是司法部门及时地中止了我的犯罪行为，救了我一条命啊

　　我愿意用自己的经历给大家一个警示，我最深刻的教训是要正确使用权力。当官主要是用权，怎样为人民用好权﹖我有几句话想说。一句是“三民”，即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一句是“三公”，即公开、公平、公正。权力是人民给的，要用来给人民办事，千万不要以权谋私。通过我的经历，我还想给党和政府提个建议，那就是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一定要落到实处。对我的事，以前也有很多人民来信，纪检部门也和我谈过话，也打过招呼。但谈过也就算完了，反而让我觉得纪检、司法部门也不过如此，不但没收敛，胆子反而越来越大了，在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