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国之大敌、党之大敌、民之大敌。腐败现象的存在和滋生蔓延直接败坏了党风、政风及社会风气，而党风、政风的好坏，则是事关人心向背的大问题。综观古今中外的多少历史兴亡可以看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所以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决不是危言耸听。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当前一些腐败现象仍然突出的情况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著名论述在今天无疑仍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通过对大大小小典型的腐败案件进行深入剖析就会发现，贪官的堕落首先是从其思想上被撕开了裂缝开始的。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也好，贪图享乐、骄奢淫逸也罢，忽视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抛弃了“两个务必”，使思想如脱缰的野马而丧失了警惕，是最终招致腐败的根源。
成克杰：权钱本是色媒人
背景：成克杰，男，1933年11月生，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在近10年的时间里，伙同其情妇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达4100多万元。2000年9月14日，被执行死刑。成克杰案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级干部中数额最大的受贿案件，其也是建国以来被执行死刑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
回顾成克杰的历史，应该说他有着努力向上、勤恳工作、有所作为的昨天。他从广西柳州铁路局南宁分局的技术员干起，一步一个脚印，直到柳州铁路局副局长、局长，尔后又当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常务副主席、主席、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可以说达到了其人生辉煌的顶点。然而，随着职位的不断提升，他的思想逐渐发生蜕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发生扭曲。特别是与有夫之妇李平好上后，更是沿着生活上放纵奢靡、工作上无所用心、作风上独断专行、经济上贪婪无度的轨迹，一步一步地滑向了犯罪的深渊。
1993年底，成克杰与李平两人打算各自离婚后结婚，并商议趁成克杰在位，利用其职权为婚后生活共同准备钱财。此后，两人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聚敛钱财。通过成克杰的批项目、压地价和帮助解决贷款，他们仅在南宁市西园停车城一项工程中，就收受“好处费”2000多万元。
成克杰的堕落反映了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无论是谁，只要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背弃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私欲膨胀，都有犯罪的可能。他曾对一位干部说：要弄点钱，有了钱没有权也一样风光。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成克杰认为吃喝玩乐、收受红包没有什么，权钱交易也“不觉得违反原则”。作为自治区政府的“一把手”，他不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是沉湎于与情妇幽会，醉心于灯红酒绿。
新华社在在报道成克杰案件时指出，成克杰主持自治区政府工作多年，担任党组书记却没开过几次党组会，他眼里没有党组织，根本不把民主集中制当回事。而这也正是成克杰骄傲自大的表现。该报道还指出，“只有坚持经常的思想改造，牢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才会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动力，才能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自觉抵御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
胡长清：艰苦奋斗是一剂十分难得的良药
背景：胡长清，男，１９４８年１０月生，汉族，江西省原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江西省第九届人大代表。２０００年２月，因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并于２０００年３月８日在南昌执行。胡长清是建国以来执行死刑的第一个副省级领导干部。
胡长清在被执行死刑前，曾一连问了自己四个“为什么”：我为什么坠入到今天这个地步？！为什么对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纪委三令五申的各项规定置之不顾？！为什么辜负了党的多年培养教育？！为什么辜负了人民群众的重托？！他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和反省，的确是教育人们必须牢记“两个务必”的最好的反面教材。
胡长清反省认为自己的堕落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不学习，迷失了政治方向；二是忘了本，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三是放松改造，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私欲恶性膨胀。
下面是他的一段“忏悔”摘录：
“毛泽东同志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谆谆告诫全党，革命胜利后，全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仍然需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继续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提醒党内一些同志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不曾被敌人的枪炮子弹打倒，解放后，可能要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江总书记也多次教育全党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务必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要特别警惕灯红酒绿对干部的腐蚀和影响。我没有按照这些教导去做，忘了本，丢掉了好传统，忘乎所以，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 ……家乡的山水养育了我，父老乡亲帮助了我，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培养了我，由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名副省级干部，是多么不容易啊！我悔恨莫及，成长起来了，生活好了，进了大城市，当了高级干部，可是把过去却忘记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现在我犯了严重错误，真正体会到了保持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和艰苦朴素的作风是多么重要！她是一剂十分难得的良药，可以教育挽救人们的性命！痛定思痛，我要永远牢记这一惨痛的教训。（我）追求个人的东西太多，总想地位更高一点，工作单位再好一点，名望更大一点，家庭还要圆满一点。一句话，追逐个人的享受和安逸，因而，个人私欲恶性膨胀。俗话说：天高不算高，个人欲望第一高。这正是对我的思想一针见血地批判。……现在，我才真正认识到，钱财本是身外之物，钱少一点，可以催人向上，打掉头脑里许多私心杂念；钱多了，就容易走邪门歪道，将你葬身其中。这种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东西对我及一家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由此反思，改革开放越深入，经济越发展，个人世界观的改造更要抓紧，须臾不可放松。否则，非要被时代淘汰不可，成为历史的罪人。”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但愿胡长清的这番“痛定思痛”能够震醒那些梦中人。
王乐毅：不矜细行，终累大德
背景：王乐毅，男，１９４２年６月出生，１９７３年入党，１９９３年８月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党组成员，２００１年３月８日，因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收受贿赂，徇私枉法，被开除党籍，３月２８日被开除公职，２００２年９月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王乐毅是由一名农村孩子逐渐成长为党的一名高级干部的。多年来，他也算勤勤恳恳，严于律己。但遗憾的是，却晚节不保。在一片赞扬和奉承中变得飘飘然，他开始自我感觉良好，产生了“船到码头车到站，再过几年就退休”的想法，“不思进取，贪图享乐，骄奢淫逸”的思想也日渐滋长起来，终于滑到了腐败的泥坑中。
王乐毅在看守所写下了自己的忏悔，他认为自己的堕落是从不拘小节开始的。他反省说：
“到北京工作后，我开始能自觉做到送礼不要，请客不到，并注意不与工作对象密切往来。后来由于受庸俗作风的影响，自己又没处理好‘友情和原则’的关系，对老同事、老部下来找我办事时，给我带来的烟酒和土特产由不收到盛情难却地收下，逐渐发展到基层单位的领导和我分管的业务部门的同志送给我的也收下了。慢慢地，我对腐朽庸俗风气在海关系统的反映和表现，由不习惯到习以为常、熟视无睹，我在其中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更为严重的是，有的海关领导已经被走私分子拉下水，他们把收受的不义之物转送给我，我也没察觉。久而久之，到底收了多少东西，都是什么东西，心中无数。我更没能认真地思考一下，他们送给我的东西，都是哪里来的？目的是什么？收下去的后果是什么？反而觉得自己群众关系好，关心的人多……
古人云‘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我就是从‘不矜细行’开始，不拘小节，一步步由量变到质变走向了腐败。如果我当时能及早悬崖勒马，决不会落得今天这样一个淹死在酒里、烧死在烟里、压死在不义钱物里的可悲下场。
……江总书记说：有的人感到自己快退下来了，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认为可以抓紧捞一把了，不然就没机会了，结果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这几年，我就变成了这样的人，自己感到快退休了，想把自己的住房解决得好一点。结果，只顾自己住得舒服，不顾造成不良影响，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更忘掉了共产党员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优良品质。”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王乐毅就是如此。
许运鸿：“气盛”则“骄生”，“谋私”则“忘公”
背景：许运鸿，男，１９４５年５月出生，曾任浙江省副省长、宁波市委书记，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以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许运鸿对自己走上犯罪道路反思出两条内因。其一是“骄气”。他认为这几年，他个人发展非常顺利，到了宁波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又当上了“一把手”，结果“气盛”则“骄生”，乃至一直不相信自己会犯错误。其二是“私心”，也就是忘记了共产党员的根本宗旨，私心使他在实际行动中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处处“打折扣”、“掺假”，对家庭、对亲人想“变通、兼顾”，结果铸成大错。
在单位，没有执行好民主集中制；在家里，却放松了对家庭成员的教育和家庭家务的管理，是许运鸿走上犯罪道路的另外两条重要教训。对于民主集中制，许运鸿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认识：
对于一个“班子”，特别是对于“一把手”，健全民主集中制，正常的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营造一个严肃、团结、安全的工作环境，是少犯错误的重要保证。对我来讲，至少会清醒许多。然而在宁波的后两年，自己过分轻信秘书和身边的几个人，以致民主作风不如以往。班子内部、上下之间、同志之间，不同意见听不到了，不少人不愿向我直言，使我失去监督，同时也就失去了许多提醒和发现问题的机会。
肖作新：难得糊涂是最大的糊涂
背景：肖作新，男，1945年生，先后在安徽阜阳担任过中学校长、地区教育局长、县委书记、地委委员兼地委宣传部长、地（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2001年10月15日，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终审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肖作新与其妻周继美因创下了当时国内个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最高“记录”，达1200多万元人民币，而引起广泛关注。
肖作新案发后，曾经有不少人都不相信他会攫取这么多的钱财，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一副书生模样的肖作新平时看起来非常廉洁、正直，又为阜阳办了很多实事。也许正因为这一点，一些人对其走上如今的这条路感到惋惜，认为一怪他有个贪财的老婆，二怪阜阳的风气不好，甚至连肖作新本人有时候也怨起了那里的风气。其实，“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这又能怨谁呢！况且，“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身为一市之长，如果真的廉洁奉公的话，只会对当地的党风、政风和民风起到纠弊作用，又何谈被“风”所裹挟？
还是他在法庭上所作的最后陈述，多少说出了其中的“奥秘”：
“我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在我两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和我的母亲、姐姐相依为命。我是吃着党的助学金长大的，是党把我从一个无知的孩子，培养成大学生、研究生。1974年我28岁的时候，被提拔为原阜阳行署教育局副局长。1983年我38岁时，当上了地委委员、宣传部长，以后又任县委书记、地（市）委副书记，最后把我放到有着千万人口的大市。在阜阳市人代会上，数百名人大代表中，我仅失了5票，以高票当选市长。应该说，党对我寄予了厚望，阜阳人民给予了我充分的信赖。
说老实话，为了报答他们，在工作上我是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但正当我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我却摔了跟头。随着地位高了，权力大了，我对自己的要求不是高了，而是降低了，不是严了，而是松了，价值取向发生了偏离，结果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我付出了代价，摔了大跟头。不仅毁了自己，毁了家庭，也毁了事业，给党造成了不良影响，给党抹了黑，以致铸成终生悔恨。
我摔这个跟头有个过程。阜阳有个风气，逢年过节走亲戚、看朋友，都不会空手去，送钱物是常事。这种风气也侵蚀到党内。一开始，人家送钱送物，我和我爱人都能退回。但是亲戚朋友不乐意了，说‘你当官了，六亲不认了’，同事们也说，就你太清高了。甚至有人认为你不收他们的礼，是对他们不信任，把他们当作‘外码’，不是你的人，产生了很多误解，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政治化了。在这种严肃的事情面前，我没有采取严肃的态度。人家把钱送到我爱人手上，有的我是知道的，但我也是难得糊涂，恰恰这是最大的糊涂。我的行为同时助长了这股歪风。后来发展成给我送钱送物，我给他们办事，变成权钱交易的受贿行为。关键时刻我没有把握住自己，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悲剧，也是我不可饶恕自己的……”
尼采说过，当你望向无底深渊时，无底深渊也回望着你。曾经位高权重的肖作新这时候总算找到了自己迈向深渊的思想根源。
吴福五：被折断的“梦想”
背景：吴福五，男，1937年2月出生，19岁从银行学校毕业后就进了银行，历任办事员、信贷员、中国银行蚌埠支行信贷科负责人、副行长，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代理行长、行长、党组书记。1997年7月离任。吴福五同时还是安徽省第七、八届政协常委、省八届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主任。2002年8月13日，因犯挪用公款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被合肥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6年，2002年10月9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福五案件是建国以来安徽省金融系统犯罪数额最大的案件。
综观吴福五案全案就会发现，吴福五一生热衷于干两件事：在位时办公司，退休时办银行，当个私人银行家。说起来很可悲，吴福五两件事都没干成，还落得个替自己垂泪到天明的下场。
先说办公司。1990年2月至1993年3月间，在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情况下，吴福五擅自动用信贷资金到处办公司。据后来统计，吴用行里资金办的公司就有49个，而仅自办公司一项，吴福五就将行里两亿元资金打了水漂，全行账面亏损达13亿元。
在吴福五所办公司中，以香港丰事达投资有限公司、法国法安投资贸易有限公司、新加坡安达投资有限公司和泰国远东资源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最为“著名”。吴亲自担任这4家公司的董事长，其亲信也都被委派到其他公司担当重任。实际上，吴福五办公司根本不是为了给省中行增砖添瓦，而是为了拓展他的权力空间，寻找他满足欲望不受约束的更大舞台。
再说办银行。吴福五曾多次向李兵（北京晓航技术贸易公司总经理，因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吐露深埋内心多年的一个梦想：他干了一辈子金融，毕生最大的憾事是没有自己的银行。如果将来能在自己的银行里当行长，那该是多么幸福、多风光的事啊!李兵提出可以在澳门申办一家银行，吴福五表示如果开办银行，其可以给予支持，帮着做一些事。此后，吴、李就在澳门申办银行一事多次协商、考察。双方商定：由李兵负责疏通关系及银行申办的报批手续，吴福五担任未来银行的行长，负责银行的经营管理，吴承诺其个人为申办银行筹资1.5亿元人民币。
当然后来银行没有申办成，但被其挪用的那笔1800万元巨款也所剩无几，还欠下一屁股的利息。
吴福五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私欲膨胀。案发前，安徽省金融系统的一些人私下曾称其为“吴大胆”，当然那时主要是指其敢做敢为、工作很有魄力。而事实最终证明“大胆”却有了另一层涵义??滥用职权和胡作非为。
沈志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背景：沈志刚，男，1947年生。曾先后任安徽省安庆市烟草公司办公室主任、销售经理，马鞍山市烟草公司经理、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局长。2003年3月，因犯受贿罪、贪污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
“三块牌子一个门，六顶帽子一个人。”这是当年人们对蚌埠卷烟厂原厂长李邦福各种大权集于一身的形象描述。正是这样的大权在握和对权力的不自制，让李邦福最终成为了阶下囚。如今，沈志刚虽没有李邦福那样“风光”，但他也是两顶帽子一个人，而且攥紧权力、挥霍权力的本事一点都不逊色。当然，其也就避免不了与李邦福同样的命运。
在马鞍山，一段时间里，沈志刚似乎是个“能人”。1997年12月，其当上正处级烟草大员后，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式的改革，使得马鞍山这个不产香烟的烟草公司在全省烟草系统中声誉雀起，职工收入也显著增加。然而与此同时，他的权欲却在急速膨胀，以致于在单位里决不允许谁向他的权威提出挑战。下面这件事可资说明：单位在换一块地板砖时，因事小而没有向他汇报。事后他知道了，竟将经办人严词训斥了一顿，并责令其立即把这块砖砸掉，重新换上经他同意的一块地砖才作罢。
也是在沈志刚大权独揽的时候，他开始了追逐金钱和美色。他利用手中之权，多次将香烟低价违规批给其婚外情人经营，并收受“好处”。据法院一审认定，沈志刚受贿、贪污的数额达32万多元。
朱熹说，世路无如贪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沈志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再次演绎了这句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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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有滋生蔓延之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一部分党员、干部那里被淡忘了，在少数人那里甚至被丢得差不多了。”胡锦涛总书记的这番话，既指明了贪污腐败分子腐化堕落的根本原因，也是在提醒全体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两个务必”，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