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走私食用油偷逃关税２４．７亿余元，行贿总额达１１００万元的广东走私大案主犯杨改清已被深圳市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杨改清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偷逃关税２０多亿元，原因就在于他用重金收买了深圳海关原关长赵玉存、惠州港海关原关长朱浩棠。

　　我们在为一系列走私大案被侦破而感到高兴的同时，也为从中暴露出的严重问题而痛心。

　　１９９８年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后，作为国家门户的海关系统连续暴露出违法违纪案件。到２００１年底就已查处的案件共计４１０起，涉及８１２人，共有４８９人受到党政纪处理，另有１６２人受到法律追究。其中，涉及厅局级干部２５人，处级干部１３９人，大案要案１３起。

　　通过对湛江、厦门等海关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分析，海关系统的腐败现象有以下特点：

　　第一，海关大面积塌方，关长带头受贿放私。湛江海关原关长曹秀康到湛江海关时间不久，就被走私犯罪分子拉拢腐蚀。在厦门特大走私案件中，厦门海关大面积“塌方”，从总关及内设机构到５个分支海关、３个直属监管机构无一幸免。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原副关长接培勇、原纪检组长车典等３名厦门海关党组成员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第二，地方党政领导严重失职，对海关腐败和走私问题不管不问，一些人甚至充当说客，对海关腐败起到了“促坏”作用。湛江市原副市长杨衢青向曹秀康疏通说情，帮助走私一批小麦和油菜籽，曹答应了，并收受贿赂人民币２００万元。厦门原市委书记石兆彬不仅收受他人贿赂，而且干预执法部门对三起涉嫌走私案件的查处。第三，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严重失职，甚至参与犯罪。公安、港务局、商检、边防等部门都存在严重的失职和犯罪问题，所有的环节共同形成了执法弱势的“小气候”，为地区性走私提供了便利条件。

　　第四，海关腐败的部位主要是货管、船管、保税、调查等重要岗位，这些岗位权力相对集中、自由裁量度较大。在湛江一案涉案的６２人中，港口办事处、调查处和海上缉私队三个部门的人员就有３９人，占６３％。

　　第五，内外勾结作案，海关人员与走私分子结合一体，共同走私，这与放私相比，危害更甚。在湛江一案中，港口办事处原主任方鹏在经走私分子李深“打招呼”并收受２０万元的贿赂款后，对李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一船走私汽车配件放行，集装箱监管科原科长梁克濂甚至为李开出了假的查验记录。

　　走私为何不断猖獗？

　　走私是伴随着国际贸易而产生的，走私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走私金额特别大，能够带来超常经济效益，甚至是暴利。但是，负责稽查走私的海关对走私却可以形成强大的威胁，决定着走私者能否顺利获得利益。为了逃避监督，免遭查处，走私分子纷纷巴结海关人员，海关也就经常受到走私分子的包围和“攻击”。在这种情形下，海关人员一旦不慎，就可能陷入犯罪。

　　走私滋生腐败，腐败加剧走私。造成海关腐败、对走私监管不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在作祟。海关是国家的“门户”，而不属于某个地区或部门。但是由于利益驱动，一些海关与地方经济联系过于紧密，将地方的局部利益甚至少数人的利益置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以为地方经济“服务”的名义与地方保护主义交织在一起，营造起走私、放私的“小气候”。一些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常常以“谋求地方经济发展”为理由，对走私犯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要求海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灵活变通”，或者直接为走私者说情，帮助走私。与此同时，社会上趋利走私的势头一直不减，一些企业或利益集团打着发展经济的幌子，通过特权、人情关系或者钻政策空子，大肆走私，逼迫海关放私。

　　从海关系统内部来讲，也存在着不少导致腐败和监管不力的问题。由于海关总署对各直属海关实行垂直领导，管辖范围非常大，各直属海关及基层海关遍布全国各边境口岸，造成上级海关对下级海关的监管难度较大，不好到位。直属海关及基层口岸海关直接掌握着一方的“进出口”大权。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一部分关长权力极度膨胀。例如在湛江海关，实际上就是曹秀康一个人说了算。再有，我国海关很大一部分业务管理权限集中在基层口岸海关甚至现场关员手中，他们直接掌握着进出境货物的验、放、扣等权力。走私分子只要买通了一线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实施走私犯罪。另外，进出境货物监管，关税征收和行政、刑事处罚等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监督力度又不够，也成为造成腐败的原因。客观地讲，海关内部的规章制度还是比较健全的，但是一些地方的规章制度并未真正落到实处。

　　建立现代海关制度和运行机制

　　如何预防海关人员职务犯罪呢？针对海关管理与执法中的问题，必须建立健全统一的组织管理和制度体系，形成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机制，这是加强管理和强化监督的基础。

　　实行关务、警务公开，向社会公开海关办事程序，行政审批权限和时限，执法权限和义务，工作纪律和廉政规定，违纪违法的处理办法、监督办法及举报电话等。加强上级海关对下级海关的监督，纪检监察、审计部门领导由上级海关派驻，人事工资关系由上级海关管理。还要加大稽查力度，由海关总署统一组织稽查，加大对一线执法的监督力度。针对海关审单、查验、核销、调查、稽查、侦查工作环节等容易滋生腐败的高风险岗位，要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监督和制约措施。

　　同时要加强对关长的监督，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强化对关长权力的监督制约，一个工作流程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副关长分管，

　　实行重大财务事项集体审批制度。强化纪律约束，尤其是外勤工作纪律，杜绝海关关员向工作对象吃、拿、卡、要等不正之风，违反纪律的应当严肃查处。

　　除了以上措施，还必须做一些最具根本性的工作，即深化改革，建立现代海关制度和运行机制。对海关业务和机构进行重构，界定和划分各级海关的业务管理职权，改变业务管理职能过分集中的状况。尤其要强化科技强关，建立先进的以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业务科技一体化的业务运作和管理系统，把执法活动的人为因素降到最低限度。

　　目前海关已全面实行通关作业改革，启动了新的通关模式，建立审单、物流监控和职能管理三大系统，将风险布控、审单作业、物流监控、职能管理和执法监督等五权分离，从体制上、机制上加强海关业务建设和队伍建设。

　　由海关牵头，外贸、公安、税务、交通等１２个部门共同参与，组织实施了口岸电子执法系统，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建立一个公共数据中心，把各部门分别管理的进出口业务数据集中存放，企业可以进行电子报关、电子报批、电子报验等。这一系统可以有效地防范和遏制假单证、假手册、假报关单等造假瞒骗走私，将海关人员与走私人员进行隔离。另外，海关还设计开发了执法评估系统和税收征管分析系统，以加强对海关业务的监督管理，发现和纠正海关业务中的异常问题。２００１年４月，全国海关利用该系统对税收、价格、加工贸易和货物流向４个主要业务方面进行检查，从中发现了一些行政执法不规范和业务管理方面的漏洞。

　　在进行业务改革的同时，海关还努力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制度。

　　在实践中，海关与检察机关不断加强联系和配合，共同预防职务犯罪，对于保证海关廉洁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据２００１年召开的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经验交流会介绍，青岛海关总关近六年没有发生一起职务犯罪案件，青岛海关属下全山东省境内海关近三年来，没有发生职务犯罪案件。在地方组织的行风评比活动中，总关和绝大多数隶属海关的优秀得票名列前茅。经过总署考察向全国其他海关输送了五名海关关长。合肥海关近四年没有发生一起职务犯罪。

　　背景资料：

　　从公开的报道看，除了湛江海关、厦门海关外，海关“失守”已经波及到中国很多地方：

　　１９９９年７月，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海关稽查科调查员缪刚，因放纵走私和受贿，被判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

　　１０月，北京海关旅检处干部林晓光，利用职务之便，为走私电脑配件的人大开方便之门遭逮捕。

　　２０００年３月，浙江舟山海关关长陈立钧因受贿８０余万元被判无期徒刑。

　　７月，杭州海关关长耿永祥，防私放私受贿１８０多万元，被判死缓。

　　同月，天津海关刘姓、任姓关员，勾结走私分子进行香烟走私，偷税１０００多万元被捕。

　　８月，深圳海关关长赵玉存包庇走私，逃税达２７亿元，涉嫌犯罪上千万元，被开除党籍、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审理。

　　８月末，海南三亚市海关关长黄贵兴与情妇共同受贿５７万元，被起诉。

　　２００２年２月，宁德海关原关长钟树棠因玩忽职守被判刑三年零六个月。

　　８月，惠州港海关原关长朱浩棠因受贿而受审。

　　１１月，武汉海关原关长莫海涛因渎职被判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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